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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冬芳、王靜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歷史意義

作者: 鄭冬芳,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靜宜,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發布日期: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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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在國內國際引起極大反響。在國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黨章”和“憲法”,體現了中國把自身發展與世界發展統一起來的全球視野和世界胸懷。在國際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不少國家的廣泛關注與認同,聯合國多次將其寫入聯合國文件,顯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頁)人類歷史的發展經歷了由單個的民族歷史到整體的世界歷史的演進過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頁)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演進是生產力發展和交往普遍化的產物,是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資本主義社會前,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普遍低下,生產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人們相互間的交往范圍僅限于一定區域內的簡單交往,各民族各地區的發展以封閉分散發展為主,人類歷史處于相對封閉的民族歷史階段。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同上書,第194頁)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時,分工也逐步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走向世界,相應地,交往由民族國家內部的交往轉變為世界性的交往,人類社會逐步邁入了世界歷史時代。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同上書,第168頁)隨著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各民族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都納入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各民族國家內部的生產方式無不受到世界范圍內先進生產方式的影響和制約。

世界歷史是一個發展過程,經濟全球化就是世界歷史在深度和廣度方面不斷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源、技術、信息、人員等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已成常態,各民族各區域之間的利益依賴和相互依存進一步加深,世界已經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無法分割的共同體。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向縱深發展,世界進入了大發展大變革的調整時期,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全局性困難和問題。

“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頁)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處在一個共生共存的共同體中,共同利益和面臨的共同問題決定了共同理念形成的必然。“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是中國首次提出的,但并不只是代表中國的利益,而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現實境遇的觀念反映,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和人類命運緊密相聯的客觀現實,決定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必然選擇。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當今世界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經濟全球化在給世界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加速了民族問題向世界問題的轉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內部”事務,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極易呈現跨區域和交互影響的特征,引起域外連鎖反應,進而成為世界性的問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世界發展不平衡性加劇;全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前所未有突出。

出現這些世界性問題的原因是什么?每個國家都在努力尋求答案和解決之方,但不同國家給出的回答和解決方案顯然不同。一些曾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利頗豐的發達國家,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尤為引人注目。有的發達國家認為,當前出現的世界性問題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不只國際問題,甚至其國內所面臨的經濟增長乏力、收入下降、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等問題,也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在這些國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卷土重來,反經濟全球化運動不斷出現,有些國家甚至因此變多邊主義為單邊主義,變開放為保守,對全球治理采取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

但現實是,經濟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進程,人類不可能退回到封閉割裂的時代,反對經濟全球化并不能改變世界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總趨勢;另一方面,反經濟全球化思潮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些國家面對世界性問題的無力感。

不可否認,當今世界有些問題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來,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既不能因為經濟全球化帶來一些問題就否認經濟全球化為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和文明進步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也不能在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時一味采取回避態度,問題是回避不了的,關鍵是如何直面問題并有效解決問題。

發展中產生的問題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對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問題,也必須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通過完善全球治理來解決。因為世界各國從未像今天這樣處于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共同體”中,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僅靠一己之力得到發展,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自成功應對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唯有摒棄冷戰和零和博弈思維,攜手合作,以共同之力才有可能成功應對。

應該看到,世界上國家眾多,各國社會制度、發展階段、文化傳統和面臨的具體問題并不完全相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些國家不但沒有享受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且還在各方面受到另一些國家的排擠甚至欺壓,導致不同國家間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秉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理念,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況,致力于建設國家間的平等關系,為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遇到的世界性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不論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發展程度有何不同,每個國家都有平等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權利,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應該在平等基礎上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在平等基礎上構建兼顧各國共同發展的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模式。

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不同文明之間沒有高低和優劣之分,只有地域和特色差異,通過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人類不僅可以減少相互猜疑,增進彼此理解,還能在對話和交流中找到解決當今世界問題的方案,推動世界文明更好的向前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改變那種只關注某些國家某些人發展的發展模式,不能為了某些國家某些人的發展而犧牲另一些國家和另一部分人的發展,不能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不均衡發展繼續存在,必須消除國家之間發展的鴻溝,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全球化發展的紅利。當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要否認民族國家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承認并尊重特殊利益的前提下,強調妥善處理人類共同利益和國家特殊利益的關系,在照顧各國利益的同時,尋找不同國家利益的交匯點和最大公約數,每一個國家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其他國家的發展訴求,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例如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要讓世界人民共享中國發展的紅利,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實現不同國家間共贏的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建立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模式。當然,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的多邊主義,不只是指簡單的數量的“多”,而是將“多”上升為一種理念,是一種基于各國平等的全球治理理念,強調各國間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和精誠合作。同時,多邊主義,也不只是全球治理的手段,更是全球治理的目的,強調全球事務要由各國人民協商處理,建立和完善由聯合國主導的、規范有序的全球治理體系,實現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極強的未來指向性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目前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多樣的世界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類未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世界人民對人類未來的擔憂。“人類命運共同體”不但為解決當今世界問題提供了可行方案,更著眼于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實現,具有極強的未來指向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10頁)當然,“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實現”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需要人類的不斷奮斗。

為了世界的美好未來,聯合國提出了人類可持續發展理念,并將可持續發展界定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了全球進一步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議程”在保證“絕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同時,強調“滿足今世后代的需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理念高度契合。

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實現,首先必須建立在世界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離開了經濟的發展,“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經濟發展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但單純的經濟發展并不等于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包括全球經濟、全球民主、全球安全、全球生態等在內的全方位的、全面協調的發展。

所以,當有的國家宣布退出世界上第一個旨在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氣候協議——《巴黎協定》時,中國明確表態,“《巴黎協定》符合全球發展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應該共同堅守,不能輕言放棄。這是我們對子孫后代必須擔負的責任!”(《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481—482頁)人類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子孫后代的利益滿足當前的需要,在關注人類今天生存的同時,必須關注人類的未來。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改變那些為了追求經濟增長而破壞人類生態家園的做法,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最大限度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交往的進一步擴大,人類的相互依存會越來越緊密,世界的一體化程度也會更高,但不同國家間的分歧并不會自動消除,這些決定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風順,而必然是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過程。恩格斯在談到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合力”作用的結果時說,“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頁)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同樣離不開世界各國的合力,需要世界各國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指出的那樣:“各國應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積極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共同努力把人類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來源:《紅旗文稿》 發表時間: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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