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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立黎、汪斌: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及影響因素研究

作者: 謝立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汪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碩士 發布日期: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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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近20年來,隨著對老齡問題的認識和研究不斷深入,我國學者在老年人社會參與的概念與內涵、參與的影響因素等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遺憾的是,盡管現有關于老年人社會參與的研究較多,但往往只聚焦于某一種社會活動,忽略了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多元性和同時性,例如參加社區志愿服務的老人同時也可能參加了社區合唱團,又或者還需要照顧孫子女。那么,老年人如何對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時間進行分配?這些分配方式形成了哪些社會參與模式?哪些因素會影響社會參與模式的選擇?本文旨在探索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行為背后的潛在模式,描述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狀況,并基于積極老齡化理論所建立的研究框架探討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影響因素。

數據與方法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剔除關鍵變量上有缺失的樣本后,樣本量為11262人。

因變量為社會參與模式,主要通過老年人在經濟參與、政治參與、公益參與和家庭參與四個方面的綜合情況進行測量。同時在理論基礎之上將公益參與分為正式志愿活動和非正式的助人活動,將家庭參與進一步分為幫子女做家務和照顧孫子女。基于上述六種活動參與的情況,采用潛在類別模型生成社會參與模式。

根據研究的理論框架,自變量主要包括四大類。第一類是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自評健康狀況、生活自理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類是社會因素,用以反映家庭和朋友對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影響,通過居住方式、婚姻狀況、健在子女數量和社會支持進行測量。第三類是經濟因素,主要通過個人年收入進行測量,由于該變量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假設,因此對個人年收入進行了取對數處理。第四類是環境因素,主要指城鄉類型、活動設施可及性和養老服務使用情況。

結合本文研究目的,主要運用潛在類別模型和多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兩種分析方法。首先,通過對老年人六種類型社會活動參與情況進行潛在類別分析探索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然后,基于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運用多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對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現狀

本研究中以照顧孫子女、志愿活動、助人活動、家務幫助、經濟參與和投票選舉六種行為測量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模式。本研究運用潛在類別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多次擬合,綜合考慮三個類別的潛在分類模型是擬合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理想類別,分別為高參與型、低參與型和家庭照顧型。

三種模式中,高參與型的老年人占11.7%,家庭照顧型的老人占33.6%,低參與型老年人占54.7%。與人們將老年人與疾病、虛弱和負擔等相聯系起來的傳統觀念不同,接近一半的老年人仍能通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參與對家庭、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隨著未來中國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繼續提高、健康狀況進一步改善以及國家政策環境的鼓勵,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率很有可能進一步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客觀地認識到我國現在還有一半多的老年人社會參與程度仍然還比較低,并且在身體健康的老年人中還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屬于低參與型。如何鼓勵這部分老年人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值得深思。

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嘗試構建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影響因素分析框架。研究結果證明,個人因素該分析框架對于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的差異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具體而言,在個人因素中,高齡、失能、健康自評低的老年人屬于低參與型的可能性更大,這表明健康的確是老年人進行社會參與的基礎,健康狀況不好可能會限制老年人參與各項活動的能力。然而,這并不代表身患疾病就一定意味著社會參與程度低。根據健康老齡化理念,通過外在功能發揮可以延長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時間,有的老年人可能患有多種疾病,但仍然擁有較好的活動能力。因此既要通過健康教育、疾病預防和干預改善老年人的內在健康狀況,也要注重鼓勵和支持行動能力和社會功能的發揮。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屬于高參與型,但在家庭照顧型和低參與型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可能在知識技能等方面掌握更加豐富的資源從而更有能力參與經濟、政治或者社會類活動,但是這種人力資本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可能并不明顯。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隨著新進入老年期的個體受教育程度逐漸提高,未來高參與型老年人的比例可能會有一定提高,這也對社會和組織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組織開展適合老年人參與的活動的能力,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滿足其不斷提高的參與需求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社會因素中,獨居、無配偶、朋友支持弱的老年人成為低參與型的可能性高,而與孫子女居住、有配偶、朋友支持高的老年人為高參與型和家庭照顧型的可能性更大。在我國,居住方式是影響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例如與孫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往往扮演了照顧孫子女的角色,從而使得其在家庭方面的參與度和貢獻更高。婚姻狀況也會影響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比如在一些研究發現某些情況下妻子可能會從屬于丈夫的文化期望,如果丈夫認為參與公益活動能夠體現個人的社會價值,那么妻子很有可能也會參加到公益活動中。還有一些更復雜的因素,比如婚姻狀況會影響人們勞動參與和積累人力資本的能力,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有無配偶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差異化。朋友支持不僅有利于拓寬老年人信息渠道,而且這種熟人資本也會對老年人的社會參與起著激勵的作用,因此朋友支持高的老年人參與多種類型活動的渠道和機會可能更多。

經濟因素中,個人年收入對數對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有顯著影響。低收入老年人的參與模式更偏向低參與型,而收入更高的老年人表現為高參與型和家庭照顧型模式的可能性更大。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低收入老年人可能連溫飽都還沒解決,只有當其從低級階段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中解放出來時,才可能出現高層次的社交需求或者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

在環境因素方面,養老服務的使用和社區內是否有活動設施對家庭照顧型的參與模式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對高參與型的促進作用顯著,這與已有研究的結論是一致的,宜居的社區環境能夠為老年人的社區參與提供安全、舒適、方便的環境支持,幫助他們走出家門,更加便捷地參與社區活動。因此,完善社區養老服務和推進老年宜居型社區的建設更夠為老年人多元化的社會參與提供必要的環境支持,是實現“積極老齡化”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方式。農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可能為高參與型,這主要是由于農村老年人在經濟參與和政治參與方面明顯高于城市老年人。受強制退休政策的影響,大部分城市老年人都沒有繼續從事經濟活動參與,但由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滯后,很多農村老年人不得不“被勞動”來獲得經濟收入,此外,有研究也表明在鄉土的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中,農村老人正成為鄉村建設的重要力量。

總結

老年人是社會發展的受益者,同樣也是年齡一體化社會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全社會要重新樹立起對老年群體的新觀念。通過進一步發展終身教育、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完善養老服務體系、建立年齡友好環境,提高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內外能力,尤其是關注弱勢老年群體社會參與的需求,真正建立起一個人人共享的社會,推進和實現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

來源:《人口研究》 發表時間: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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